“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，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，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、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。”

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实在令人困惑：它有24米高，外立面超过2万多平方米，墙面看起来很不平整，里头堆砌着包括青砖、红砖、偏白、偏灰、偏青的瓦片、烧坏了的暗红色瓦片、龙骨砖、破碎的瓦缸片、雕花的屋脊砖在内的20多种从当地回收来的废弃旧砖瓦。施工的时候，整个外墙都是蒙起来的，每一层脚手架只有三米高，只能看到局部，连工人都不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施工完毕，甲方从顶上往下拆了三米就停了，“吓死了，大家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一大怪物出来了。”

这个“怪物”是宁波博物馆，而它的设计者是建筑师王澍。甲方当即给王澍打电话，在揭开这个“怪物”的面纱之前，能不能请他来给市民们做个公开讲座，讲讲这个博物馆的设计理念，好让市民们有个心理准备。事实上在设计方案刚出来时，甲方也不接受，“我们设计的这个地方，新的CBD，我们宁波人管它叫‘小曼哈顿’，可是你用了这么脏的材料做了这么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放在这里，跟‘小曼哈顿’的感觉完全不相称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”

这和王澍另一个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刚面世时备受争议相似，象山校区一期在2004年落成后一度被业内称为“杭州市里能找到的最难看、最丑的建筑”。尽管它们在后来都被接受、认可，直到2012年，这样的争议才彻底没了底气。这一年，王澍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项“普利兹克建筑奖”，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建筑师，评语这样写道：“通过利用回收材料，他向世人传达了谨慎使用资源和尊重传统与历史的信息。”“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，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，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、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。”

获奖后，来找王澍做设计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都提出了相似的要求：能不能来一个让人眼前一亮、眼球都掉下来的设计。今年56岁的王澍留着寸头，穿着黑T恤、黑牛仔裤、黑运动鞋，坐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咖啡馆里告诉《人物》记者：“我一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的事，因为我做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这样的……我的作品表面上看甚至有点含蓄，看不太出来它怎么惊世骇俗，但是做完之后，很多人可能说灵魂深处会被震撼到，那才是我的作品。”

事实上，王澍近几年的创作变得越来越含蓄，表达也越来越内敛，它们看起来都用了相似的朴素的材料——无非是土、木、石、瓦、砖，建造手法也比以前更低调许多，“那种刺激的东西减少了”。他的个性也变得更为温和，更有韧性。学生时代他曾放话没有老师能够教他了，大二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批评包括梁思成、他的硕士导师齐康在内的十几位建筑大师的文章，总之，“随时处在战斗的状态之中”。如今他意识到“激烈的斗争表面上有的时候会让你自己痛快一下，但是它不解决问题，”他不再会因为做得不顺而愤怒离去，“现在我会坚持斗争下去，而且我最后一定会达到目的。”

拍摄现场

拍摄在王澍的建筑作品“水岸山居”进行，他带领着大家穿行在这座迷宫般的建筑里。突然王澍在一道灰色的竹模板清水混凝土墙面前停了下来，他指着右边像被水泡过一样的斑驳的土黄色墙体，“你们看这是不是像一幅画？”

人物PORTRAIT=P

王澍=W

谈工作方式

我只会用这种有一点笨的方法，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过

P: 你的工作方式通常是什么样的？

W:可能中国建筑师里头仍然只用一张小纸拿铅笔画图的，我几乎就是最后一个，就像是一只恐龙，所以我工作特别简单，就是用A3或者A4的纸，主要是用铅笔画小的工作草图。我觉得这种最朴素，最直接，也最方便。但是这么画对建筑师的功力是非常有挑战的一个考验，因为你在这么小的纸上其实是要画得很细，我们建筑其实是非常大的，当你缩小比例尺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用一张大纸我就可以画1∶100的图，但是我用这么小的纸的时候，我可能只能画1∶500的图，在1∶500的图上面画出1∶100的内容，我相信没有几个建筑师能做得到的，这个对建筑师的能力是更高的一个考验，它有点像是写毛笔字，这样就是天天写小楷，那种就是天天写大楷，这是不一样的。

P: 画图的时间在你的工作中占的比例大吗？

W:这个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，因为图纸的量非常大，像我们一个项目的话，反反复复，真的几百张图纸，每一个图纸都修改过很多遍，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。但可能只不过是因为我这样工作而已，我们这行还有很多很有名的建筑师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跑来跑去，别人在管理，他基本不画图，我从来不认可这个，就跟作家写稿子似的，我基本上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，不然的话我不认可，所以别人做完了之后我签名，这不行。很多所谓的有名的建筑师就是画两个草图，然后跟外面接触，接个项目，有一个所谓的idea，完了具体的都是别人在做，他不可能做那么多事情。很多人都同时手上有很多的项目，但我们工作室就直接对外说，说一年我最多做两个，因为我的工作方式决定了我只能做两个项目。